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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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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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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大学生有权赶走老师 胡适险被扫地出门  

2012-07-10 07:27:01|  分类: 政史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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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本文摘自《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作者:韩石山,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作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作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章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受到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其中陈汉章、黄侃均出自章太炎门下。尤其是黄侃视之为高足,期望甚殷。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缅怀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傅斯年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起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异,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还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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