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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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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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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芳:乡村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与思考  

2012-03-11 00:04:09|  分类: 教育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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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与思考

刘铁芳

——在2010年江苏通州二甲中学全国生命化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朋友,我也像“江湖一刀”一样,每到上课就比较紧张,出来前的一个晚上,也没睡好觉,刚才在下面也一直是晕头晕脑,站在这讲台上也不太适应,加上这个镁光灯太强了。(不断的笑声)我更期待这样一种静静的、淡淡的、优雅的情境,自由随意的交流。我很不习惯这样的大舞台作为讲台,这是领导们展示风采的地方,不是我们朋友们自由交流的地方。生命化教育倡导的是一种“生命在场”的方式,我发现我很难把生命融入现场之中。
保持活跃的心灵生活
先说说聆听前面两位朋友发言的感想。“江湖一刀”特别提出要读书,要写作。我想,读书和写作的目的确实讲的很好,读书和写作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改变自己,改变我们心灵生活的方式。我曾经在一次讲课中提到,活跃的心理生活是我们人生的基础,也是我们职业人生的基础,或者说,活跃的心灵生活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幸福的一种方式。不断地读书、思考、写作,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让我们保持一种活跃的心灵生活。“江湖一刀”提出的是要读自己喜欢的书,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老师们也要读点不喜欢的书、读一点点读不懂的书,偶尔去翻一翻,或许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就好像交朋友一样,偶尔跟一些个性比较倔强的人交往,也会让我们的人性的丰富性多一层体验,阅读也是一样。
第二位发言的朋友刘艳女士,我特别为她们社团的名字感动,为梦想而行动。观察我们的周围,已经越来越没有梦想,我们早已不是一个梦想的时代。当然我们且不说过去就是如何如何好,但是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我是83年中师毕业的,那个时代文学最热的时候,那是的一群人80%是文学青年,50%是“诗人”——当然是引号的“诗人”,所以大家才会有梦想的热情。可是我们今天,走到校园里去看,中学校园、大学校园,还有多少梦想的空间呢?还有多少诗的空间?还有多少文学的空间?或者我们扩而充之,还有多少心灵自由的空间?所以也许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就是在这么贫瘠的时代中间,来承担我们作为一个教育人的使命,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教育人的使命正是立足于当下精神生活的贫乏、心灵生活的贫乏,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一点一点来为我们这个时代注入一点梦想的种子,给我们的孩子的内心之中注入一点心灵生活,精神生活的种子。教育也好,文明也好,它是星火相传,它需要不断的去激励。当我们孩子的心灵世界一点一点淹没在应试教育之中,淹没在时代的急功近利之中,淹没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小的精神世界之中,我想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点燃孩子们心明之光,内心之光的这样一个使命,在这个时代,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梦想”二字给我的一种启迪。
刘女士还特别说了一个词“语言”,我们要从语言和文字中间走出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的浮华,语言的华丽,我们更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把我们的阅读思考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那么怎么做呢?我们这样的行动又不足以改变世界,我们只能够一点一点去改变自己,改变我们当下的教育生活。这就好比我在一本书中写到的:一个小男孩在河边把他所看到的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一条一条的把它捧回到海里,也许今后回过头来,这条鱼又被搁浅在沙滩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你拯救了一条鱼——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工作,这就是教师生命的意义!那就是,尽我们做能,在我们当下,尽可能地多拯救一条鱼,这就是一点一滴的行动。我在这里倡导一种“蚂蚁式的教师智慧生活”,这也是受一位校长朋友的启发,我用它来解释一下我们教师的生活。
寻求蚂蚁式的教育智慧
“蚂蚁式智慧”给我们教师的生活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我想第一个相同的我们都是微小的,对于这个社会或许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蚂蚁式智慧”它的第一个特点叫做“从小处着手”,所以我们不要期望总是一下子解决很大的课题,包括昨天座谈时文质先生谈到课题研究的“无意义性”,更重要的是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抓住一点一滴细小的教育的细节,然后丰富、改善日常教育行动的意义。第二点,“从小事着手”并不是简单的根据我的习惯去做,而是“基于情境的决策”,教师应该更多地是在做中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我们为什么特别反对魏书生的模式化教学,就因为这种模式化的教学缺少的是生命在场,即并没有把生命融入在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中,融入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中,融入学生生命的复杂性、变化性,我们特别需要基于情境的决策。第三个就是“做”,就是行动,因为它不要想“三个代表”,不用想“五讲四美”(笑声),他想的就是“做“。蚂蚁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蚂蚁也许没办法去搬动一块小石头,但很多蚂蚁可能就能搬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合作。基于团队的合作是蚂蚁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想我们的教师生活同样需要基于团队合作的智慧。只有当我们把个人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之后,我们真正的教育的力量才会强大。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怎样推动社会的行动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一点一滴影响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影响他们的人格,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民族真正的奠定未来的基础。最后一点智慧是坚持不懈,任何一个目标都不可能短期达到,我们需要韧性。鲁迅先生很早就讲过,中国的栋梁可能并不是那些跑在前面的人,恰恰可能是跑在最后面而能坚持到底的人。跑在前面的那些第一名,他们在鲜花和掌声中,那么他们很快被名誉所淹没了,跑在最后但依然坚持不懈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是真的很懂得国民心理,甚至超前地理解了当代乃至未来的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现在我们跑前一点获得一些掌声,获得一些荣誉是很容易的,真正需要的是沉潜。真正要为这个时代、为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它可能需要沉潜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踏踏实实,以我们的一点一点来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蚂蚁的智慧生活给我们的教师生活提供的五个启迪:“从小事着手”、“基于情境的决策”、行动、“基于团队的合作”、“坚持不懈”。这是回应前面两位老师的。
转向民间教育智慧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乡村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乡村文化?说实话,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慌神。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个不大合乎时宜的问题。

我想先从一个笑话讲起。有一个扒手水平很高,他的儿子只想跟他的父亲学扒手的技艺,这个父亲一直不想教。后来儿子老是要求,父亲没办法了,决定带他出去一次。有一天父亲把他带到一户人家的一个大柜子面前,很快就把柜门打开,让儿子藏进去,父亲随即把柜子锁上,然后大喊“有贼、有贼”,自己一溜烟就跑了,把儿子留在柜子里。儿子很气愤,也很着急。这个时候屋里有人醒了,有个人拿着油灯出来,却没有看见人,呆在柜子里的男孩这时就像老鼠一样在柜子里悉悉索索,这个人就想这个柜子里可能有老鼠,随即打开柜子。小男孩一看到柜子开了,一下冲出来,吹息灯,一下子就逃跑了。回到家,对父亲一顿臭骂,说你这个父亲怎么当的,把我一个人锁在柜子里?父亲却说“你已经出师了!”(笑)我想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多重的,但我这里只说两重:第一重是,原来扒手对技艺传授也是需要境界的,在这里,故事提示我们思考何谓为师的境界,或称教育的境界。三流的教师是教知识的,二流的教师是教方法,一流的教师既不简单地教知识,也不教方法,而是基于一定的情境中,让他们自己探究,让他们在完整的情景当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解决问题的勇敢。(掌声)包括我们如何做教师,同样要有勇气。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缺少这个东西的,这就叫做“整体行动的智慧”,这即涉及到知识问题,也涉及到方法问题,更涉及到一个人完整的生命精神、生命存在。这就是一流的教师,他一定会把你领到对问题的整理思考,以至于你完整的生命的投入上去。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第二个启发就是,要向生活学习,向民间学习,向生活世界中幽微的传统学习。我们的课程改革都是学美国、学日本,这当然是必需的,教育必须向世界开放,不能固步自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也要向民间学习、向生活学习,教育必须具有充分的开发性。我们有个很老的成语叫“邯郸学步”,我们老是会说这种智慧是不行的,那种智慧是不对的,久而久之我们“这种”也学不会,“那种”也学不到,结果是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丢得干净,别人的东西也没有学会。所以,我们在保持高瞻远瞩的同时,一定要有一种面向日常生活的开放性。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今天的乡村文化,其实就是要让教育敞开它民间的视野,教育必须要向民间开放,要向民间知识开放,要向民间视野开放,要向民间的智慧开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乡村教育的视角引导到当今的教育文化中来。我谈乡村文化不仅仅是就乡村教育来谈的,而是从我们中国现在的乡村教育应该有它什么的位置。

面对现时代遭遇的大问题
谈论乡村文化,不仅仅意味着向乡村、民间智慧开放,还有直接面对当下教育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我在机场认识了两个朋友。第一个朋友是湖南电视台的一个编辑,一个记者。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说湖南卫视,我就跟他说湖南卫视让我们哦为湖南人在外面脸上有光,他说现在电视节目真的不行,都是垃圾!他心里面很气,他完全属于卫视里的另类。他说现在卫视里面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老了,其实他只比我大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现状,一群急于赶时髦的年轻人主宰着流行文化的方向。我们的大众文化已经是没有了文化的文化。当然,戴耘老师从美国回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盛行,但是,人家还有一种多重文化的支持,包括宗教的文化。而我们中国在走出原来的政治文化后完全被经济所改造,一切以舆论为中心,实际上舆论本身就成了最高的政治,娱乐实际上就是“愚乐”,这种政治就是一种愚民的政治。大家都置身歌舞升平,都没有思考,最终的结果就是消解了、排除了我们精神思考的可能性,思考的独立性也被消解。说实在的,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好在还有这样的热衷收藏古籍的朋友,知道要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藏一些珍贵的东西,藏一些古典的东西,还要给这个时代留下一点文化滋润的可能性。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讲乡村文化的理由之一:面对我们当下的大众文化的无所不在、大众文化的肆虐,导致我们社会精神的荒漠化、精神的矮化。
在机场上网,收到一位现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发的邮件,讲的是崔卫平跟波兰米奇尼克的一个的对话。朋友跟我说起,我们究竟为教育做些什么?我们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离这个时代是不是还远一些?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些社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我们思考的局限性?个问题的确引人深思。我现在也在思考,我们到底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思考教育?我本来的想法是怎样尽可能的把文字表达出有自我思考的一种空间:说真话,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喜欢,别人喜欢更好。但这确实还是更多地停留在自我欣赏的层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做点更多的事情?或者更多一点转换我们的视角,怎么样在我们自己教育思考中间来回应当下重要的问题?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一个女孩子不听话,然后这个班级表决投票,处罚这个女孩子回家几天,结果那个女孩选择自杀。表面上不是那些同学杀了那个女孩子,是她自杀的,是她自找的,但“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个孩子的死跟这些孩子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那我反过来说这个孩子的死仅仅跟这些孩子、这个老师有关系吗?难道跟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关系吗?难道跟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吗?这个极端的事件是我们整个时代教育精神的贫乏、教育的主导精神不明晰、教育公共理性精神培育的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主导性的价值,我们表面上在喊这个喊那个口号,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的教育是无价值的,完全是一种应试主导的价值,没有自身的价值,没有给予教师自身的价值觉悟。所以我们还是一味的称颂魏书生的所谓“民主与科学”。我为什么说魏书生的班级管理不是真正的民主管理,用意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民主,它不过是个伪民主,这个不是主导价值,他并不是以科学作为一种价值,它仅仅是一种方法,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和科学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地体现理性精神和理性能力,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思考的东西,这一点也提醒我思考,我们在思考乡村文化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一种流于文字的虚华,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重新引入乡村文化的视角是不是有利于公共理性精神的培育呢?这个问题它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我们对乡村文化浪漫的想像可能会导致一种理性的缺乏,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又能看到,当我们更理性的思考乡村文化、思考自然,反而可以冲击当下“无文化”的处境,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我们要表达的就是这一个意思,我们引入乡村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怀旧,而恰恰是要为我们“无文化”的时代提供一种来自底层的、有生命特色的、有生命体温的文化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面而言,一个人理性的生长,他不仅仅是属于大脑的,是心理学的,而是生存的,来自于生活实践的,来自于生活中间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个人的理性发展它必须面向生活世界,一个人越深的扎根到社会之中,那么一个人才可能成长得越丰富。谈论乡村文化,正是触及了我们当下的问题、我们个体精神发展的问题。你看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训练,回到家里是学校训练的补充。家庭教育应该和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它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恰恰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中间,我们家庭教育完全成了应试教育的助推剂,它不是弥补应试教育的不足——学校教育是“教”,家庭教育是“养”,让孩子们在生活世界中间,在民俗,在文化,在日常交流中间,获得充分的滋养,以弥补学校教育的的血肉的缺乏。恰恰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学校里要求这个题目做一遍,家里要求做十遍,这直接导致孩子们生命滋养的欠缺,难以培育一种丰富的、理性的、健全的精神,饭导致我们的孩子们轻易地陷于网络成瘾等等问题。我们要为来为孩子们的公共理性精神奠定基础,就必须要保证我们孩子的理性精神向日常生活具有开放性。这是第二点启发。
第三点启发,这一次感谢凌校长让我做了头等舱,我坐在第一排就拿了本《空中生活》的杂志,随便一翻,结果被上面的一篇文章深深震撼了。它的题目叫《我喜欢睁一只眼做梦》,讲的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师Gregory Colberg的摄影。一看到他的摄影,真的就感觉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一幅是一个藏族的男孩子站在一只趴在沙漠上的大象面前,后面的背景很辽阔,小孩在给大象念佛经。大象是自然界高贵的精灵,佛经则蕴含着神圣和庄严,男孩又与大象、佛经融为了一体。还有一幅是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小女孩看着后面的鹰从她的头上飞过;还有一个是赤裸的祖孙两人坐在沙滩上面,旁边是两只凶狠的豹子,却也很安静的坐在那里。作者想传达的是什么?就是人与自然、与野生动物之间一种内在的契合、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神圣感,而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世俗的生活中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
我突然想起,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我也不是什么种族歧视——的精神生活真是太狭隘了,有时候感觉藏族等少数民族反而给我们提供一种别类的精神参照。所以我们只能体验“动”,你看哪一天没有电了,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去做一些什么,很难。一旦静下来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不再体验“静”;我们只看到“有”,看不到“无”。我们的体验太狭窄,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辽阔、寂静、神圣、宽广、深邃。
这种价值体验的贫乏直接导致我们孩子视野的狭窄、精神生活的狭窄,说白了就是心灵的狭窄。也许结果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在造就越来越多的聪明的、高智商的、无文化的人、无胸怀的人。我们已经完全把这些东西撇在一边,完全生活在按照我们的教材所给出的价值世界里,我们的孩子们对很多东西的感受都被极大地削弱了。我们所获得的乃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外在而花哨的体验,跟日常生活比较接近的一种体验,缺少对极宏大庄严、或者极细微的体验,一是缺少对浩瀚、博大、神圣的体验,一是缺少心灵的细致入微的体验,更多地处于一种相对平庸的状态,心灵的敏感性大大缩小。这就使我们沉迷日常生活中,我们缺少一颗平静的心去体验、去感悟,我们看不到“简单”的力量等等;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永恒或神圣,我们就生活在简单的、陶醉在自我物欲的满足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人们,也许这个主体意识是发展的,当时我们的主体意识并没有用来真正去争取我们的权利、争取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的空间,而恰恰是我们有了一点权力,我们就把它用到最大,用在做不好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没有走出鲁迅所说的“怨恨”的转移,古代是把怨恨一级一级的压下来,大臣压小臣、族长压家长、家长压儿子、最后一层层的压下来,最后就是婆婆压媳妇。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超出这种“怨恨”的转移,而我们并没有倒向一种积极的健全的主体性上;我们的创造力、孩子们智力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心智的健全。我们的孩子真的还要拓展视野,在提升我们主体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有对我们主体性保持必要的反思意识,我们的主体性不是用来对抗弱者、对抗自然的,我们还要学会对弱者的同情、对自然的一种的理解、对自然背后的一种神圣的理解。这位摄影师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动物在哪,我就在哪;他们给我灵感、给我愉悦,唤起我对奇迹的敬仰。”我们孩子今天需要培养的一颗心,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也看动物,但他们在和动物的接触之中,除了嬉戏、赏玩之外,还有一种敬畏之感、神圣之感吗?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去感受神圣、感受永恒,体会这个人与自然的精神契合,体会人与世界的神秘联系。
钱理群先生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面临着世界的过渡的、极度的唯物化,所以这个世界极度的唯物化,导致的就是人的现实的主体性过度的张扬,因此理性的节制原于一种神圣和敬畏,所以一个孩子没有一点神圣敬畏,那以后无法无天的事情是很容易的。“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特别在我们这个语境中原本就没有上帝,原来靠的是家族的力量,那我们今天靠什么呢?我们只有靠一种文明化的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么我们引入、重新思考乡村文化,其实也是面对这个问题:重新给我的孩子扎上某种乡土之根。当然我们说扎下“乡土之根”的时候,这跟我们的“三纲五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可以以后再交流一下。这实际上是让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土地,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样土地上找到他们生命的滋养的一种可能性。
不难发现,我主张重新思考的乡村文化,直接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理性精神资源的匮乏,针对我们越来越多的主体人格的僭越,缺少敬畏之心。
乡村文化对当下儿童精神发展的启迪
我们今天遭遇除了文明不足外,我们同样遭遇了过度文明带来的弊病。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与大地、与自然的这种精神的接触,导致缺少血气、普遍的虚无感等等。重温乡土文化,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从这个文明病中超越出来——当然不是摆脱,是超越——给他们“精、气、神”。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当年卢梭写的那篇文章,叫做《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淳风化俗?》,他特别点名批评了中国人,中国人缺少精气神。今天再来看,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依然是很不够的,现在不断出现的伪娘、伪哥可见一斑。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种精气神的。文明病会矮化我们的人格,矮化我们的精神,对乡土的远离,导致我们的虚无感。我们今天就是要面对这种文明病,面对这种精神的虚无,来重新思考乡村教育的意义。
特别是儿童,过早地面临这个技术化的世界,消解了他们接触底层的可能性。人的精神成长应该是缓慢的。因此拜托各位,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过早的接触现代化。现代化他应该是一点一点融入的过程。有人提出,儿童应该生活在乡下,打拼的成年人就应该到城里,老年人就应该回到乡下。这或许是中国人一种比较好的精神发展的秩序。乡下更能让孩子们接近自然,接近自然的本色,在泥土中摸爬滚打能够更多的让自己少沾染一些文明,更多的接近生命的精气神和生命的自然之气,成年之后他们再慢慢的回归理性和通过知识技能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分子,到年老的时候回到乡村教化那些青年,带动乡土社会。有人认为,中国乡村建设——当然我们现在很难——应该鼓励城里人去乡村去买房子、去建房子,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农村里面土地没有产权,所以中国能把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农村问题就解决了或者说解决了一大半。我们还是回到教育上来看,由于我们今天过早的让孩子接触电脑、沉迷于网络,实际上不利于孩子们自然生命的彰显,自然生命所蕴含的丰沛的精气神的彰显。重申乡村文化,就是要甄别这种文明病,促进孩子们以自然之气来调整生命的结构,特别是应试教育的挤压也是削减孩子们精气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想从这些方面,来思考乡村文化的意义。
第一,重新理解劳动的意义:劳动、简朴的生活方式与灵魂的健全。刘良华教授曾讲到要“回到动物的本能”,还有林少敏提出把人比作动物不是贬低了人而是贬低了动物。这些说话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动物每天要养活自己,它每天去劳动,矫健而自在。其实当我们没有被过度的教化,人也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简单单的自然生活,带来我们原初的身心健全。这不就是一种生命理想的一种状况吗?当然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回到这种状态,我们是要借鉴这种状态来弥补我们现在情景中的一种缺失。这样说,绝对不是要回到原始的生活,而是以这种姿态来弥补当下的不足,特别是从儿童发展这个意义上,要从小理解劳动、理解自然的生活。现在国际有种休闲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到手工劳动,比如你小的时候看到姐姐们编毛衣呀,心灵手巧,反过来,手巧心灵,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锻炼手的同时,也锻炼了心灵,有利身心健康。现在我们可能是用打麻将来替代,可能它比编毛衣更容易,当然有些高手玩得花样很多。重新回到简单的劳动是一种当下休闲的时尚,当然我们不要把它时尚化,但是作为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让他们理解简单的劳动,培养他们的身体,培养他的创造力的很重要的一条途径。
身体在劳动的过程中、手在劳动的同时其实也就在思考,我们往往把身体运动的意义弱化了,认为身体动就只是锻炼的身体,没有锻炼心灵,其实这是错的,在锻炼身体时,他的心同样的动,他同样在思考,而且也在调节人的心。理解简单的劳动,回到简单的劳动,重新理解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心灵的健全、灵魂的健全是很重要的。我们孩子目前的心理问题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还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做,一种行动,在行动中来治疗心理上的问题,直接用身体思考,基于身体的事。简单的劳动还可以培养直接的判断。有的时候书读得越多,想问题的时间反而越长。很早以前有一群领导干部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落水了,就想到要学“学雷锋”啊,要打110啊,想得太多;而一个村民看到了,他不能想什么“三个代表”的,就直接救人。所以等出事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呢?这就是简单的判断。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保留直觉、保留常识、保留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而我们今天交流的结果,交流的越多反而丢失了越多,结果成果没学到却把简单的丢掉了,所以我们应重新理解劳动、重新理解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中间包含着对抗现代文明的,促成精神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二,重新理解土地的生命意义。我们现在都是穿着皮鞋,坐车,开着轿车,跟土地接触的太少了,所以土地就越来越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承载,而不是作为一种精神场域,土地不再是提供一种哲学的思考空间,不再让我们从中去领略它背后的这种生命的意义。北大的俞孔坚先生就把这个土地的意义概括为这几个方面:第一,土地本身就是美;二,土地是人的栖居之地,是人的家园;三,土地是一个活的系统,是活的机体;四,土地是符号,是一幅历史和人文的巨制、巨著、是世世代代人留下的遗产;五,土地是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祭拜的对象。神就来自于自然,从某中意义上来讲,自然和神是相通的,只是今天“自然”的神已经没有了,神也在自然中找不到了。因此我们要在神的意义上去理解自然,但是,对于落后的地区,人们对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情感,反而我们现代人却失去了这种感情。那就要我们重新理解土地的意义,实际就是重新理解“生命的家”。刘亮程先生对故乡有个概括,“故乡就是能够安置人的生和死、身体和灵魂的地方”。土地、乡土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置身心的地方,同时让我们死后的灵魂、死后的身体有一个地方栖息,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土地是中国人的宗教,传统中国就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没有超越的上帝,土地自身就成了宗教。而今天我们的乡土正在迅速从现代化的视野中退却,我们已然无家可归。我们让孩子从小理解土地、理解乡土,其实就是要他们从小生命扎根,提供一种宗教的情怀,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乡土的。
第三,重新理解乡村生活方式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乡村的自然的朴素的生活,它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包含着聪明的智慧。刘亮程先生讲的一点对我很有启发,比如说乡村里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会弯弯曲曲?因为它遵循自然,比如中间有棵大树就会绕过它;而作为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就是直的,搞理性的设计。古典村民的智慧恰恰就是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自然生活。这其中包含了村民的一种简朴的智慧,其实越是简朴的智慧,越是高深的;越是基本的越是重要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要培育人的理性,可能要从恢复人的常识、恢复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最原始的、最贴近大地的这种理性开始,这是重新理解乡村生活的方式。还有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起吃年夜饭、吃饺子、讲故事、讲来年计划,而现在完全被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所垄断了,乡村生活方式已经面临破坏,完全成了都市生活方式的延伸,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直接导致我们的生活方式迅速地单一化。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不让他理解乡村生活方式,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就永远缺少这种对乡村生活方式、对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的理解。所以我是坚决主张,最好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不办了,它对中国文化的损害是很大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舞台,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教育怎么样尽可能的在这么强势的春晚中间给孩子们敞开一个自由的、自如的、原初的民间乡村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第四,重新理解乡村文化、乡村民俗、民间传说对于儿童生长的意义。我不仅仅是站在这个体制化的、科学化的视角上让大家理解乡村文化,包括我们在语文课本中所碰到的一样的。我们应该超越这种体制化的理解方式,更多的站在孩子们的精神发展的高度来对待乡村文化,让孩子对乡村文化有一颗接纳之心。他长大了自然就理解了这个世界,但是在小时候这是培育他们的生命体验,拓展他们生命体验,丰富他们生命体验,让他们理解神圣,理解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生命体温、生存智慧和生存方式,培养他们心灵的包容性。
重新理解乡村文化包括三个基本层面:第一个是从自然,重新理解乡村自然,自然秩序、自然规律。第二个就是理解自己与自然之上的乡村的劳作和村民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个就是理解村民的劳作、村民的生活方式之上,所积累起来的聪明的智慧、聪明的文化。三个层面,一个是自然层面,一个是劳作和生活方式的层面,第三个表现为乡村文化层面。最重要不是理解的问题,而是做的问题。对乡村而言,对村民而言,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依照自然规律的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们去理解乡村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把它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怎么去做呢?我这里推荐一个人的教育实践,大家可以到网上面去收索他的资料,我也不是很熟悉他,叫做《在农历的天空下》。我觉得他提出这个理念真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怎么走向乡土文化?很显然这不仅是涉及到乡村问题,城里的孩子同样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农历的天空下,不仅仅是生活在公历的天空下,唐诗宋词,包括我们的汉语本身就包括这个浓郁的乡土文明的智慧,而西方的《圣经》之所以叫“圣经”,它实际上是包含很多乡土文明的智慧形式。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要以现在的理性精神、民主的、科学的完成现代化的洗礼,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弥补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精神的缺失。小学阶段,提出这样一种在农历天空下生活的教育理念,对于今天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教育形式。这里还有一个如何面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我们很多地方都提到从小就读《三字经》、《百家姓》什么东西,这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契合吗?我反对少儿读《三字经》,当然以游戏的形式稍微读一点不是不可以,但是把它变成一种传统读经的一种形式,引武术少年,一本正经,摇头晃脑,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让孩子从小生活在一种在农历的天空下,给他一种广泛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滋润,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让他们学会汉语的有没,有体验了中国传统的文明,也体验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也体验了一种文化的力度。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所达成的一种目标,但实践的方式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农历的天空之下,还有别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民间体育、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会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如何更合理地生长在农历的天空下,也还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我想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来提供一种思维的视角,不是一种行为的模式,因为我本身就拒绝模式化。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交流下。
提问1:现在我们南通的城镇化进程特别突出,请问您说的乡土教育对我们的城镇化有多少影响?谢谢!

刘铁芳:螳螂挡车,它是不能阻止时代的进程的。我说的是,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不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抹去了。我想让孩子们的心灵空间能够留下这些诗意的、田园的一些东西。我们无意与用乡村的东西来替代城镇化的这种趋势,他仅仅是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包括在农民的天空下的尝试,它也不可能去替代,它只是作为一个补充,这是我们基本的定位。如果说城镇化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讲的乡土文化是在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个精神的根,扩展他们这种内心的体验。(热烈的掌声)

提问2:刘老师好!您刚才讲的特别好,但是您可能忽略了一个因素:我们的家里都有一个“妖魔”,这个“妖魔”的存在哪怕在乡村也是很难有了。这个“妖魔”就是——电视。只要有电视,孩子们都围在电视旁边。

刘铁芳:确实在电视强大的力量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力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孩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电视代表着的一个时代。早在93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报纸上面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电视不能代替爷爷奶奶讲故事》,尽管过去了十几年,其实这个题目还是不过时,但是这个题目已经没有人说起了。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爷爷奶奶请到我们的课堂里来,我们在家里面爷爷奶奶已经边缘化了,这真的是个难题,我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掌声)

所以我想我是不是能以别的形式来弥补,比如说在我们的学校生活中间、班级的活动中间有意识的引用这些东西。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没有结论,只有问题。美国好像有这样一个法律,就是父母情每天都必须要给孩子讲故事,所以我们是不是倡导我们的父母每天都能讲一点点故事。我最后再讲一句,就是“回归乡土,进入时代”,我刚才只是讲了一面,但是另一面就是“进入时代”。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向前走,就是迎接时代,追求科学和民主,拓展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就是“回归乡土”,就是滋润我们生命的根,扩展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精神性的联系。因此今天,我们其实重新回到《荷马史诗》中讲的“还乡”——《荷马史诗》一共两部:“出发”与“还乡”。就人类的精神而言,就是不断“出发”,又不断“还乡”的过程。我们期待在领导孩子们,包括我们自身,在“出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到“还乡”之路!正如赫拉克里特所说:“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难道不是同一条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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