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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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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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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  

2012-02-11 09:10:17|  分类: 教育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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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2012年01月18日08:57南方报业网侯杨方

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

资料图

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怎样集中培养出来的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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