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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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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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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胡适斥张学良:“自坏长城 民族罪人”  

2012-01-22 12:46:17|  分类: 政史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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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适按捺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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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左)与胡适(右)

文章摘自《党史信息报》 作者:秋实 原题为《胡适三劝张学良

胡适第一次劝告张学良,是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发生了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热河是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地位关键。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是:增兵换将。增兵方面,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然而此举遭到张学良强烈反对,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对自己有所不利。

这年6月,汪精卫亲赴北平,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贩卖鸦片,贪财害民,人民痛恨已久。丁文江曾向张学良问起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张学良甚至将中央有意撤换汤玉麟之事告诉汤,以致汤玉麟只要求军需补充,拒绝增兵热河。

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电要粮要饷,甚至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

胡适于8月7日从报上读到汪精卫辞职电,当天即致张学良一信:

“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但他的部下坚决反对他离职,中央也莫可奈何。鉴于舆论对张学良的谴责实在太过强烈,蒋介石相信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向张提出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结果,张学良选了第三策。

于是,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然是汪去张留。汪精卫出国,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1933年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新年一开始,日军即攻陷山海关,并积极部署攻热河。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但是张学良却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

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张学良确实曾下令全力抵抗。但他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无后续大部队,不过是挑衅和试探我军部署而已。于是掉以轻心,只派东北军四个旅入热。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守军一触即溃。

局势越来越危急。3月3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热河全境陷落了。

3月6日,胡适积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躬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胡适并附信一封,劝告张学良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不久即去职。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看到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心绪很乱,久难平复。

在胡适眼里,当时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936年,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好转,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为此,不能再度面临四分五裂。

这天,胡适按捺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张学良读到胡适起草的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大约是在12月16日。

胡适的电报,使张学良不得不仔细考虑如何结束事变的问题。

张学良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他愿意在主张得行后束身归罪。

原来力求为东北军谋出路的张学良,在重重碰壁之后,已不得降低其自保诉求,而开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张实现了。

事情很快向好的方面转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美龄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适终于盼来了蒋介石已经获释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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