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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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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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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非岳飞所写 踏破贺兰是明朝抗战口号?  

2011-08-04 11:31:59|  分类: 文学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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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非岳飞所写 踏破贺兰是明朝抗战口号?

核心提示: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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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   作者:向飞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极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他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质疑者说

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点质疑:

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录的。赵宽未说所据何本,因而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深为可疑。

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泰三年(1203)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1234)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录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继余嘉锡之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提出了“贺兰山”地名有误。主要论点有:

一、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在明代则是北方鞑靼人常常入侵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遥,且并非金国土地,若此词果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二、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的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不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直至明代中叶以后仍是如此,因此,以“泛称”解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三、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四、明朝的王越和他的同僚们,才可能是《满江红》词的作者。这首词刻在杭州岳庙中的时候,正是明朝打败鞑靼五六年之后。王越是进士及第,不仅武功盖世,“身率三军,决胜千里”,而且博学能文,长于诗赋,戎马疆场之余,作诗、词、赋、文数百篇,后人辑有《王襄敏公集》。这样的奇才,有了争夺贺兰山的阅历,自然会写出《满江红》这样不朽的诗词。

1980年,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对词的作者也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伪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二、《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是慷慨激昂、英气飒飒的英雄诗;后者格调低沉、宛转惆怅的忧愤诗,两者“格调差得太远”,因而认定,“《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是后人假借岳飞名义而作,“什九不是”岳飞的作品。

总结起来,质疑《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论据就是:《岳王家集》未收,贺兰山方向乖背,前后词风格不同,宋元著述未见。对于这些观点,李安、邓广铭、陈非等学者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家集》未收”辨

《金佗粹编》未收,其原因在于:

一、岳飞

被赐死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岳飞冤死后,秦桧仍秉政十余年,故岳飞作品不能在当时传诵。到了元朝,由于统治者并非汉人,岳飞这首慷慨激昂的反“胡虏”之作,自然也受到压制,所以直到明朝,才出现人们广泛吟诵《满江红》的局面。

二、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有没有收集到来断定作品的真伪。

三、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极大的努力,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其原文云: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写于嘉泰三年,到端平元年,岳珂又把《金佗粹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并未采辑。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置若罔闻,没有取相参订,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四、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说的弘治年间。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贺兰山”辨

对于“方向乖背”的指责,大多数驳斥者认为:

一、《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为泛说,而不是实指。正如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指广义的敌人,而未曾实指女真人一样。既然把斗争对象称做“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二、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必把“靖康耻,犹未雪”等句断为“泛指”。而“靖康耻”是特定的历史灾难,不可以泛指的。明代虽有“土木之变”,但不久英宗即被放回,且夺门复辟,不能称之为“犹未雪”;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从未被鞑靼人长期占领过,因而也不能产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三、就南宋的地理位置而言,金人控制着北方,其东西两端即南宋人眼里的东北和西北;就汉唐以来的历史版图而言,整个西北部的大片土地都被少数族占领。因此,有不少南宋词作说到金兵时,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

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抗金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说:“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四、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时的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词非岳飞莫属了。

“风格”辨

所谓风格,指的是作家或艺术家在他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其一,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

其二,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三,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词与岳飞其他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此外,还有“扫清胡虏”,“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其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

“宋本”确证

许多专家认为,岳飞作《满江红》之说首见于明代,而不见于宋、元版本,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宋、元刊本早已失传;如能披微索隐,许多后代作品辗转引用的宋、元作品中,仍能找到岳飞作《满江红》的记载。

《藏一话腴》为南宋后期陈郁所著。郭光先生使用的清沈雄《古今词话》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通行的《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可见,南宋刊行的《藏一话腴》的另一版本,有岳飞作《满江红》之记载。

清人潘永因编订的《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的书。其卷三《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朝天阙。”

全词除“壮志饥餐胡虏肉”之“胡虏”改为“仇恨”外,其余与流传于世的《满江红》词全同。而“胡虏”之改,显然是怕触犯了清代统治者的忌讳。

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据此,则大致可以判定,它是《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1251),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金佗粹编》、《金佗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

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则《满江红》词为岳飞所写,应无可疑。

1995年,陈非先生展示了有关岳飞《满江红》词的新发现。

据介绍,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主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须江是江山县的古地名,郎峰祝氏是唐宋望族,祝允哲曾任大制参,提督荆襄军务,曾上疏高宗,愿以全家七十多口乞保岳飞,由此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其词云: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题为《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其词云: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很显然,流行于世的《满江红?写怀》是岳飞在自己所作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祝允哲词中的部分词语、意境,修改后的定稿。其中,祝作“徒劳说”,在岳词中演绎为“空悲切”;祝作“贺兰山窟”,在岳词中改作“贺兰山缺”;祝作“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在岳词中演绎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祝作“朝天阙”,在岳词中直接搬用,把原作低沉的“解郁结”结尾,改得奋发昂扬。

岳飞本非词家,他写词只是在一定场合里抒怀言志,并没有自成一家、流传千古的非分之想,因此反复修改、使用自己的旧作,和把他人的词语、意境融入自己的新作,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修改后的《满江红?写怀》,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成为了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

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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