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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河流:常作印博客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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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常作印,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教改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得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原河南省名师、教师教育专家、教学标兵、学术技术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最具影响力教师十佳教师。系《班主任》《教师博览》《新语文学习》等杂志封面人物,中国教师报、教育时报、语文学习报等报刊重点推介名师。曾在安阳任教十多年,后被北京市人才引进。先后出版《不做庸师》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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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病逝当年月入仍为现在1万元  

2010-11-30 14:12: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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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生活如何:病逝当年月入仍为现在1万元

核心提示:不过即使按照这样的算法,王先生还是不得不承认,鲁迅全家的“生活水平”在1923年7月以后就“已接近上等”,之后更有些阶段过着“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宽裕”、“很富裕”的生活。这些标准的划分依据从何而来,王先生依然没有说明。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10年11月26日第19版,作者:倪墨炎,原题:《鲁迅富不富,文坛在争议》

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大文豪。有人说他生活富裕,有人却说他寒酸,实情到底怎样?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作者陈明远的论断曾广为流传、引用,根据他的研究,鲁迅的收入水平相当于2002年时的每月1。2万元到4。5万元人民币。而王锡荣在《“文豪”还是“富豪”——鲁迅究竟有多少钱》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鲁迅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那是一个富豪而不是一个文豪的概念了。这也就打破了人们以前印象中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的穷酸相:原来鲁迅富得流油。

对于这道各执一词的收入计算题,《真假鲁迅辨》一书作者给予了解析。

以日记会漏记、不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

王锡荣先生是这样评论陈明远先生的统计:

这个统计是并不准确的。首先,它没有扣除鲁迅所缴的所得税。其次,对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1921年到1926年期间所得到的“年功加俸”,没有确认。第三,必须澄清一个概念:《鲁迅日记》所记收入并不像陈明远说的,或人们普遍的印象那样完全。说鲁迅每一笔收入都记账是有误解的,更不要说支出了。例如,1921年鲁迅已经有稿费收入了,这年2578元收入仅包括教育部和北大、高师的部分工资,还不包括稿费。像4月17日收到“小说月报社汇单一张”,其中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又9月14日收到浙江兴业银行14元,有可能是稿费,但不能肯定。其实,倘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应得的收入与实际的记载对照统计一下,恐怕会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看王先生的这一连串反驳是否有道理:其一,北洋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公务员和大学兼课教师、业余写作者征收所得税似乎并不为人所知,也未闻及南京国民政府向自由撰稿者征收所得税。如鲁迅有所交纳,何以鲁迅日记中不见记载?

其二,据《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中《社会教育司教员表》载:鲁迅“年功加俸”每年360元。有人加注说:“自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起,鲁迅即得到360元的年功加俸。”但是查鲁迅日记,以后鲁迅月俸仍为300元,并无每月30元或年底360元的“年功加俸”,倒是欠薪反而越来越多。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也说明了鲁迅没有收到过“年功加俸”的情况。

其三,陈明远一再声明,是以鲁迅日记所载的收入为统计对象的。日记当然会有漏记、不记,而且即使所记如“小说月报汇单一张”,因没有数目,无法统计。但这些都不影响据日记所载的统计的相对来说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权威性。以日记会漏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的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

其四,至于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倒过来统计“应有的收入”,以便与已有的记载进行“对照”,这说说便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仅要了解当年相关的书、报、刊的稿费标准这一项,要调查清楚就非常难。如“小说月报汇单一纸”,即使能考证出是哪篇文字及其稿酬数额,但数额恐只能估计,很难“准确”。所以,这种“倒过来”的统计,事实上是很难实行的。

陈明远从商品价格,并通过一些家庭、社会群体的经济生活来研究计算币值对比,以此对照鲁迅收入情况,是大致接近历史事实的

陈明远还做了币值对照的工作。在2004年定稿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陈明远根据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食盐、棉布等当年有记载的市场价格的对照,修订了币值对比:1911至1919年,一块钱约合今(2004年)40至50元;1920至1925年,一块钱约合今35至40元;1926至1936年,一块钱约合今30至35元。

笔者手头有一本《从上海发现历史(1927—1937)》(忻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刊有大量的各种社会调查统计表,其中有《1926至1936年上海市零售物价表》,列有许多商品的十年间变迁的价格。陈明远书中原只对大米和猪肉的价格进行对照,但不久前看到他书作的增订本,已对多种商品价格进行对照。商品价格变迁和币值对比,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项专门课题,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根据比对,可以说,陈明远根据多种商品价格对照提出的币值对比,是大致接近历史事实的,是科学的。

陈明远不仅从商品价格计算出币值对比,他还通过一些家庭、社会群体的经济生活来研究币值对比。如他的著作初版中有一篇《1930年小知识者的生活》,是从1930年2月的《大公报》上找到材料的,说的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知识者,月薪50元,刚结婚,妻子不工作。他的50元是这么分配的:房租10元(月薪的20%)、伙食费11元(22%)、衣服5元(10%)、车费3元(6%)、日用杂费10元(20%)、储蓄8元(16%)、备用特别费3元(6%)。几个月下来,储蓄落了空。

这个小家庭如在1999年,按照陈明远的币值对比,收入当是1500元左右。住房如是单位分配的公房,房租不到300元;两人伙食费330元,是不够的;总体说来,这个小家庭的生活还过得去,安排得好还可有点小积蓄。陈明远大著修订版中仍保存这例子。这个小家庭如在2004年,收入当约1750元,物价虽然涨了,生活还过得去,但如要交几百元的房租,那生活就紧巴巴了。从这个小家庭生活的综合对照来看,陈明远所拟的币值对比,没有太大的离谱。陈明远著作中,还有一些工人家庭经济生活的例子,大致也还说得过去。

陈明远是这样对照鲁迅收入的币值的:

1927年共收入3770元,平均每月314.17元(倪按:应为314.75元)。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合今人民币53.5万元(倪按:计算有误,按一块钱合30元计,为46.14万元);平均每月1281.86元,合今为4.5万元(倪按:计算有误,按一块钱合30元计,为3.84万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合今为45.8万元;平均每月1260.74元,合今为3.8万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平均每月742.44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平均每月399.04元,约合今为1.2万元。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约合今为32万元;平均每月858.41元,约合今为2.6万元。

1934年共收入5679.62元,约合今为17万多元;平均每月473.30元,合今为1.4万元。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约合今为17万元;平均每月472.61元,合今为1.4万元。

1936年l月至10月(实际上因鲁迅病危,只能算8个月)共收入2575.94元,平均每月321.99元,约合今为1万元。

王锡荣把佣工作为家人统计,用来平均收入,测量鲁迅的“生活水平”,这是违反生活常识的,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对于上述鲁迅收入的约合数据,王锡荣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水平”的说法。他认为:“鲁迅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要看家庭人口状况才能确定的。”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当然先看他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核计他的“生活水平”,当然也可以。

对于鲁迅的“生活水平”,王锡荣是这样测算的。他把鲁迅1912年至1936年的“生活水平”分为六个时期作介绍,今摘要如下:

第一时期:1917年4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实际总供养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属于中等水平。

第二时期:1917至1923年7月,全家在八道湾大院里,鲁迅月收入到手约250元,周作人约200元。供养人口12人(鲁迅、母亲、朱安、作人夫妇及两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建人夫妇及一孩子,还有管家、女工),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属于中等生活水平。

第三时期:1923年7月以后,仅供养自己和母亲、朱安及女工,并补贴周建人、朱安亲属,月收入230元,每人每月约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平。

第四时期:1926年8月到厦门、广州后,月收入增加到400元至500元,再加稿费,供养人口仅为3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平均每人每月可达100多元,属于上等水平。

第五时期: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海婴出生前,生活负担4人(母亲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税,这里的另两人是鲁迅的学生,所谓“义子”夫妇),收入达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状况最好的时候。

第六时期:1929年9月以后,海婴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达到两个女工,但每人每月也达100元以上,也是很宽裕的。

王先生对于鲁迅“生活水平”的这份叙述,我粗粗一读,真感到问题成堆,统计不正确。为什么1923年7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到手250元,而7月以后是230元了?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北京方面由北新书局每月送去版税150元。既然北京人口和鲁迅一起平均收入,那厦门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400元+版税150元=550元,广州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500元+版税150元=650元,为什么不把这150元计算在内?上海期间每月的收入也和史实出入很大。1917年4月即周作人到北京前,鲁迅每月汇款给绍兴家里100元,其余由他自己安排。绍兴全家有全家的“生活水平”,鲁迅一个人在北京有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混同起来计算“生活水平”?这并不合乎实际情况。鲁迅在厦门、广州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把不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家人扯在一起,搞出一个平均数,作为鲁迅的“生活水平”?

显然,这样统计出来的鲁迅的“生活水平”是不合乎实际的。佣工怎么可以算作“家庭人口”?把佣工作为家人统计在内,用来平均收入,作为测量“生活水平”的依据,是违反生活常识的。鲁迅有时接济周建人、朱安娘家,以及有学生来住在他家的招待费用,这应算在“支出”项下,这种不固定的接济,是不能作为“家庭人口”计算在内的。

不过即使按照这样的算法,王先生还是不得不承认,鲁迅全家的“生活水平”在1923年7月以后就“已接近上等”,之后更有些阶段过着“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宽裕”、“很富裕”的生活。这些标准的划分依据从何而来,王先生依然没有说明。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摘自《真假鲁迅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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